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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保證 劉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能不能駕馭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不能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從根本上講取決于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領導核心作用發揮得好不好。”去年底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深化了我們黨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強調“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保證，在關鍵時刻、重要節點，黨中央及時研判形勢、作出決策部署，確保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保證，這是全黨上下形成的最大共識，也進一步堅定了我們在困難和挑戰面前做好經濟工作的決心和信心。 我國經濟發展實踐中形成的規律性認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是執政黨，抓好經濟工作責無旁貸、義不容辭。”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保證，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從我國經濟發展實踐中形成的一條重要規律性認識。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充分證明，在關鍵時刻、重要節點，正是因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及時研判形勢、科學決策部署，才確保了我國經濟戰勝風險挑戰，行穩致遠。 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來。面對這場世紀疫情，一些國家選擇“躺平”應對，給全球經濟蒙上陰影。我們黨準確判斷形勢，精心謀劃部署，果斷采取行動，依托強大綜合國力，開展全方位的人力組織戰、物資保障戰、科技突擊戰、資源運動戰，在最短時間集中最大力量阻斷疫情傳播。同時，穩妥有序放開經濟和社會活動，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推動復工復產，形成同疫情防控相適應的經濟社會運行秩序，努力將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沖擊和影響降到最低。到當年4月底，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復工率超過99%，中小微企業復工率達到88.4%，重大項目復工率超過95%。正是因為我們黨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加大宏觀調控力度，才使我國經濟在世界各國中率先復蘇，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2.2%。比較來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當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速為-2.7%，其中美國經濟增速為-2.2%，日本經濟增速為-4.2%，歐元區經濟增速為-6.1%，我國是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又如，2024年是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的關鍵一年。向外看，國際環境更加嚴峻復雜，全球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個別國家對我國遏制打壓持續加碼；向內看，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經濟運行出現分化，重點領域風險隱患仍然較多，新舊動能轉換存在陣痛。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經濟工作進行系統部署，202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開會議，分析研判經濟形勢，把握經濟總體態勢，及時調整經濟政策。2024年二季度后期特別是進入三季度，我國主要經濟指標增速回落，市場預期走弱，海內外憂慮情緒有所蔓延。當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果斷部署，推出一攬子增量政策，從加力提效實施宏觀政策、進一步擴大內需、加大助企幫扶力度、促進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努力提振資本市場五個方面，釋放出穩住經濟發展大局、延續長期向好大勢的強烈信號。這一攬子增量政策兼具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兼顧短期效果與長遠布局，使社會信心有效提振，經濟明顯回升。 總的來看，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轉向高質量發展，充分證明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保證。在實踐中，我們黨也不斷提煉和總結這一規律性認識，近年來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此作出深刻闡述。比如，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面對國內外風險挑戰明顯上升的復雜局面，“成績來之不易，根本原因在于我們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黨中央權威是危難時刻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迎難而上的根本依靠，在重大歷史關頭，重大考驗面前，黨中央的判斷力、決策力、行動力具有決定性作用”；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團結最廣大人民，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把中國式現代化宏偉藍圖一步步變成美好現實”。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保證，這是被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實踐反復證明了的重要結論，是我們黨對做好經濟工作規律性認識的重要深化。 從高質量發展的角度深入把握這一規律性認識的科學內涵 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是新時代新征程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完成這一中心任務，必須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把“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保證”這一規律性認識放在高質量發展中去理解，才能更深入地把握這一規律性認識的科學內涵。 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才能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高質量發展的制度保障。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才能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新時代以來，我們黨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納入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也從生產資料的歸屬關系、生產成果的分配方式、資源配置方式等方面，為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創造了制度依據。同時，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離不開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這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決定的。作為生產關系的制度體現，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要求不斷豐富和完善的；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關系總和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鞏固和完善需要發揮上層建筑的積極能動作用。在我國，發揮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能動作用，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新時代以來，我們黨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體制機制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有力保障了我國經濟平穩運行、宏觀經濟治理不斷完善、對外開放不斷擴大，極大激發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才能做到科學治理、統籌協調。高質量發展是對經濟社會發展方方面面的總要求，要求堅持系統觀念，協調好各方面利益，做到統籌兼顧、系統優化、突出重點、協調推進、穩中求進、先立后破。這必須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從宏觀經濟治理看，推動中國號巨輪行穩致遠，需要面對不同主體利益多元化、治理目標多重性、政策工具多樣性等。只有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才能增強政策取向一致性，提高宏觀經濟治理效能，在保持總量均衡的同時推進結構升級與質效向好。從經濟結構調整看，不平衡不充分是當前推動高質量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只有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才能提高城鄉區域發展的協調性平衡性，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統籌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壯大。實踐表明，實現科學治理、加強統籌協調，只能也必須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才能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當前，推動高質量發展還有許多卡點瓶頸需要破解，必須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從體制機制上推動解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特別是要根據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型生產關系。以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為例，把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納入生產函數，在制度建設方面要求對生產資料所有制、收入分配制度等進行改革創新，在資源配置方面需要市場機制調節、企業等微觀主體不斷創新，在宏觀經濟治理方面要求國家戰略規劃體制、財政政策機制、貨幣政策機制等進行完善優化，等等。這些都要求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只有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對經濟體制改革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作出有力部署，才能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堅持干字當頭，確保黨中央各項決策部署落到實處 去年底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堅持干字當頭，增強信心、迎難而上、奮發有為，確保黨中央各項決策部署落到實處。”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既把握大勢、堅定信心，又正視困難、保持清醒，切實增強抓落實的責任感、緊迫感和主動性。 提高做好經濟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各級領導干部要善于用政治眼光觀察和分析經濟社會問題，善于從講政治的高度思考和推進經濟工作，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要堅持科學決策，不斷提高認識和掌握客觀經濟規律的水平，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更好回答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要堅持與時俱進，特別是適應經濟全球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的要求，全方位提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能力，不斷提升做好經濟工作的專業化水平。 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經濟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必須堅持法治思維、增強法治觀念，依法調控和治理經濟。新時代以來，我們黨推動完成反壟斷法修改、推動《公平競爭審查條例》落地見效等，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完善市場準入制度的意見》等，不斷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改變單純依靠行政手段來管理經濟的辦法，改變用超越法律法規的手段和政策來抓企業、上項目推動發展的辦法，改變采取陳舊的計劃手段、強制手段完成任務的辦法。各級領導干部要自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深層次問題，依法治理經濟，依法協調和處理各種利益問題。 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最終需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水平的高低，直接關系黨中央對經濟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的效率和水平。為此，要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要求，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貿易、環保、監管等政策和改革開放舉措的協調配合，推動標志性改革舉措落地見效，更好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 |
